五是文化价值观混乱，国家软实力薄弱。在人类历史上，大国兴衰更替是不可避免的历史法则，其中一个重要的决定性力量就是思想文化的力量。在世界历史上，中国并不是最古老的国家，也不是领土最大的国家，但中国却是唯一保持文明传统延续不断的国家，今天的中国人阅读几千年前的文化典籍，犹如与先人当面对话，靠的就是中华文化的力量。英国哲学家罗素说过：与其说中国是一个政治实体，不如说是一个文明实体。这种可贵的文化价值帮助中国人度过黑暗的长夜，维系了民族的血脉。但近代以来，中华文化盛极而衰，外来文明对古旧的中华帝制构成了致命威胁，野蛮的坚船利炮更是将文明的王冠打翻在地。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自身的弱点及其消极影响，更是令拜金主义、利己主义喧嚣尘上。思想上的滑坡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最严重的问题，缺乏正确的是非观、义利观、权力观、事业观和财富观，必然造成社会道德失范。中国社会文化价值观紊乱，民族精神受到侵蚀，文化建设和信仰建设跟不上全面改革的需要，也支撑不起民族复兴的需求，理想信念弱化、价值观缺失、道德素质下降、文化创造力不足、国家文化软实力与领导型大国地位不相称，如此等等，都会造成执政党和民众思想信仰“缺钙”，甚至有可能被敌对势力“不战而胜”。
六是中美关系进入高度敏感期，国际环境不确定性因素显著增多。当中国站上世界经济总量亚军的领奖台时，“世界冠军”美国的眼神不可避免地起变化了。
美国在世界“经济冠军”的台上已经稳坐了100多年，而今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劲对手，其心态的复杂自不待言。中美之间不但是经济上的竞争对手，两国的社会制度、文明传统、基本价值观和国家发展战略都存在结构性矛盾。中国历经一个多世纪的牺牲和奋斗，绝对不愿意再做任何国家的附庸或者跟班，更不可能抛弃传承几千年的文明传统去与他国完全接轨。独立自主选择国家发展道路是中国人民和中国领导人不容置疑的选择。作为世界头号强国的美国，继承的是以大英帝国为导师的霸权遗产，其对世界格局的构想是建立在以美国为首的雁行队列的基础上的，对权力的排他性选择也是美国社会难以舍弃的惯性思维。中美的正面竞争，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国竞争，其敏感性和复杂性世所罕见，并且在极端情况下，还有从高温度竞争向高烈度冲突演化的可能性。除了要应对美国的猜疑、遏制、打压或者拉拢之外，21世纪上半叶中国所处的周边环境也不容乐观。曾经的东亚霸主日本不会甘心就此沉沦，必然会有激烈反扑。受民族主义情绪绑架的印度，与中国有领土争端，加上西方列强唆使，也有意与中国一争短长。越南、菲律宾等在南海不断挑衅，朝鲜半岛更是是非不断，甚至有“核爆炸”的危险。已经受到削弱的俄罗斯尚未脱困，前路不明，一个过于瘦弱、局势不稳定的俄罗斯并不符合中国利益。中亚、中东、西亚、非洲动荡不定，中国的重要经济合作伙伴欧洲经济不景气，民心浮躁。国际金融危机还在深化蔓延，世界经济复苏前景黯淡，分裂势力和恐怖势力威胁中国安全。这些对于中国的和平崛起都是不确定性因素。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和合作，需要更加高超的智慧，也需要强大的综合国力支撑，中国领导人必须精心谋划。
“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而深化。”习近平对中国改革的命运具有清醒认识，他在布鲁日欧洲学院的演讲中对历史关口上的改革难度说得非常清楚，中国已经进入改革的深水区，需要解决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这个时候需要“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不断把改革推向前进。
新一轮“赶考”，誓言铮铮掷地有声
在中国共产党的话语体系中，有一个很有中国特色的词语，叫“赶考”。
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奋斗史，就是一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不断超越自我的“赶考”史。
“赶考”的典故，来源于新中国第一代领袖毛泽东。
1949年3月，中共中央从西柏坡移驻北平，毛泽东形象而深刻地将此比喻为进京“赶考”。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政后，如何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如何跳出“胜利—骄傲—腐败—灭亡”这个支配了中国几千年始兴终亡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人，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开始了从理论和实践上艰辛探索的历程。
1949年全国革命胜利在即，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没有陶醉于即将到来的胜利，而是反复思考中国共产党人能不能为人民长久执政、执好政这一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在河北西柏坡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分析了革命胜利后，党内可能产生“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并尖锐指出，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在拿枪的敌人面前不愧为英雄的称号，但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针对“四种情绪”和“糖衣炮弹”，毛泽东在这个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冷静地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在这次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党内还做出六条规定：一、不做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与马恩列斯平列。
在毛泽东告别西柏坡进京“赶考”64年后，已经担任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职务的习近平再次来到西柏坡，重温中国共产党执政“赶考”的历史情怀。
在西柏坡纪念馆内，习近平在毛泽东当年提议的“六条规定”前久久驻足，这是中国共产党人“进京赶考”前定下的规矩——伫立展板前，习近平一一对照着说：“不做寿，这条做到了；不送礼，这个还有问题，所以反‘四风’要解决这个问题；少敬酒，现在公款吃喝得到遏制，关键是要坚持下去；少拍掌，我们也提倡；不以人名命名地名，这一条坚持下来了；第六条，我们党对此有清醒的认识……”
习近平在与当地干部群众举行的座谈会上，再一次就“赶考意识”作了解读：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之际，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郑重提出“两个务必”，是经过了深入思考的。这里面，包含着对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治乱规律的深刻借鉴，包含着对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历程的深刻总结，包含着对胜利了的政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对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刻忧思，也包含着对中国共产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深刻认识，思想意义和历史意义十分深远。
这是习近平的客观分析——他表示，中国共产党要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就要靠头脑清醒，靠保持“两个务必”。
习近平最后表示：“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所有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努力交出优异的答卷。”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接过了党、国家、人民交给我们的沉甸甸的接力棒，我们一定要接好这一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