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分级制政策试验是有实施前提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制度前提就是一党执政，决策者不用面对周期性选举或民主竞争，他们一致同意实现经济现代化，只是对改革政策优先顺序、框架和方法存在不同意见。这与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情形形成鲜明对比，这些国家的决策者、行政官员、利益集团和公民倾向于认为，把试验作为制定政策的出发点是有风险的，这样做会动摇和威胁他们的现有利益。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政策试验的不同阶段有不同要求。在主政浙江期间，习近平就对政策试验进行了清晰的论述：“做好试点工作，在‘大胆设想’的同时，还要‘小心求证’。要讲究策略，注意方法，力求水到渠成。要坚持点上试验，面上推广，先易后难，先浅后深，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不求齐步走。在先行的试点中要鼓励成功，宽容失败，纠正失误，注意保护好干部群众的改革热情；在全面推进时则要以成熟的经验引路，避免反复，减少失误，尽可能把改革的风险和代价降到最低限度。同时，要注意把改革的力度与人民群众可承受的程度结合起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完善各项配套措施，做到积极稳妥，统筹兼顾，保证改革顺利进行”。
随着改革进入攻坚期、深水区，中共对于“试点”也越来越重视。2015年6月5日，习近平主持“深改组”第13次会议时，再一次强调“试点”的重要性：“试点是改革的重要任务，更是改革的重要方法。试点能否迈开步子、蹚出路子，直接关系改革成效”。“先试点再推广”的思路在本轮改革中不仅被广泛运用，而且使用也越来越频繁，“试点”的功能也从单一政策实验转变为综合政策实验，因此“试点”的规模更大、行政层次更高，并且出现了跨区域化。
在经济领域，自贸区建设就是一个典型。2013年9月，上海自贸区挂牌成立，自贸区的目标不是通过优惠政策实现招商引资的局部突破，而是为全面深化改革探路，可复制、可推广才是中央的真正期许。上海自贸区这块试验田没有辜负中央的期望，一年后国务院于2014年12月21日发出通知，向全国推广上海自贸区29项试点经验。现在，天津、广东、福建三地自贸区已开始建设，从而形成从南到北“连点成线”。
司法体制改革也遵循“先试点再推广”原则。2014年，中央政法委确定了上海、广东、贵州、海南等7个省份作为第一批试点省份。2015年，第二批11个试点省市名单也已确定。这些省份又各自确定了一些试点县市，如广东就确定了深圳、佛山、汕头、茂名作为试点市。2015年12月9日，“深改组”第19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在全国各地推开司法体制改革试点的请示》，指出在全国全面推开司法体制改革试点的条件时机已经成熟，同意今年在北京、天津等13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适时推开司法体制改革试点。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试点”数量、类型的增加，“试点”资格也成为各级党委政府竞争的对象，并由此引发了相当数量的“试点”功能的变异。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试点”的体制机制创新功能被争夺政策优惠、资源投入功能取代。许多职能部门将“试点”作为工作抓手，辅以资金政策优惠。但“试点”单位更重视享受优惠而非改革创新。二是“试点”工作容易成为政绩工程，不仅使“试点”工作失去代表性，也容易滋生只想要优惠待遇不愿意“啃硬骨头”的想法。三是“试点”的选择容易受领导个人意志支配，很多“试点”缺乏成为进行“试点”的条件，只是由于领导的重视才成为“试点”。领导一旦变化了，就会撒手不管，或者听任“试点”工作自生自灭。因此，必须将“试点”的选择纳入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的体制建设之中，避免“试点”成为花架子，这样才能发挥“试点”在超大型国家中的政策实验功能。
要学会“弹钢琴”
2016年一开年，习近平就敦促各级党员干部重温毛泽东1949年写的《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在这篇篇幅不长的文章中，毛泽东谈了党委会工作的12个方法，其中第五条是学会“弹钢琴”，强调党委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各方面工作要相互配合。
习近平提出处理好“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其实是对毛泽东“弹钢琴”这一比喻的进一步延伸：“在推进‘四个全面’的过程中，我们既要注重总体谋划，又要注重牵住‘牛鼻子’”。在《摆脱贫困》一书中，习近平讲了他在福建任职时的一件事情：“我到闽东的一个乡搞调查时，看到这个乡政府的墙壁上挂了不少锦旗，又是‘优秀’，又是‘第一’，可惜都不是经济建设方面的。这就值得打问号了。能够说有主旋律吗？我看不能！挂了那么多的锦旗，少了经济建设这一面就不风光。说得客气点，有苦劳，没有功劳。干工作，主次不分，不抓根本，那就是‘瞎忙乎’。”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始终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任何时候都要始终扭住经济建设这个“牛鼻子”不放。
作为一场深刻而全面的社会变革，改革涉及面广、任务繁重，“每一项改革都会对其他改革产生重要影响，每一项改革又都需要其他改革协同配合”。必须协同配合、整体推进，才能防止顾此失彼。例如，推动新型城镇化，让亿万农民融入城市，需要户籍、土地、公共服务、教育医疗等改革的跟进；同时，改革也不能“没有主次，不加区别，眉毛胡子一把抓”，需要找到若干改革突破口，“要盯住事关全局的重点工作，把力量凝聚到点上，着力解决涉及全局的突出问题，以点带面，推动全局，避免‘撒胡椒面’式地这里抓一下，那里敲一点，浅尝辄止”。找准了突破口，“一子落而满盘活”，整个改革“棋局”就可以步步为“赢”，稳中求胜。
这类改革突破口可能有两种情况：一是全民关注但长期没有解决好的重大问题；二是推动该项制度的变化可以传导到其他制度，从而形成倒逼机制和自我强化动力，使未来的改革只能“卒子过河向前冲”。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曾举了几个例子：“我们既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出全面部署，又强调‘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既对全面从严治党提出系列要求，又把党风廉政建设作为突破口”，这里的“‘三农’问题”和“反腐倡廉”就是“重点突破”的“重点”。
回顾中国30多年的改革，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是一条基本经验。无论是以家庭联产承包启动农村改革，还是设立经济特区进行开拓性探索；无论是以扩大自主权为起点改造国有企业，还是以简政放权为重点改革行政体制，一个个“棋子”布局推动改革开放大业，为经济社会发展开辟出新的广阔天地。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就是一个新的改革突破口。因为随着改革的一步步深入，政府在改革中发挥着特殊重要的作用。政府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其自身的改革会牵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方方面面的体制机制变革。政府既是改革的对象，又是改革的设计者和主要推动力量，因此政府自身的改革就成为改革的关键和重要突破口。
政府自身的改革有许多切入点，其中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一个重要切入点。通过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可以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更好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可以理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推进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进而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可以斩断权利和利益的链条，防止腐败的发生，从而从制度上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前发展……这些重要领域的关键问题，考验着中共改革的智慧和能力，更考验着中共改革的决心和勇气。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十八大以来，中共将简政放权作为“开门第一件大事”，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将国务院各部门170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削减三分之一以上，并清理取消了中央指定地方实施的行政审批事项200多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