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30多年后，如今走到了一个爬坡过坎的紧要关口。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人口、环境和资源瓶颈约束显现，外部经济环境急剧恶化。如何引领中国经济助力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需要习近平拿出新版的政治经济学。习近平经济改革方略气魄宏大、布局完整、主攻点明确，这一改革战略组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要发力点，以“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和京津冀协同发展为主要支撑，以创新为最主要的驱动力，共同服务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目的。习近平经济改革方略强调创新导向，重视发挥智库作用，特色鲜明，富有时代感，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破析中国改革之困，将引领中国进入新的黄金时代。
习近平经济改革方略为历史贡献“强国策”
2015年6月，由美国经济学家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合著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简体中文版面世，并引发热议。
这本书总结了人类社会几千年来国家兴衰史，认真分析了一些困扰人类几十个世纪的问题：为什么有些国家穷？为什么有些国家富？为什么有些国家先穷后富？为什么有些国家先富后穷？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结论很简洁：当一个国家采取了适当的支持增长的政治制度时，该国就能崛起；而当这些制度僵化或者不适当时，该国就会失败。
对于这个看似简单的结论，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S·贝克尔却给予高度评价：两位作者非常有说服力地表明，一个国家只有具备适当的经济制度时，才能够脱贫。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之间的密切联系是他们主要贡献的核心，这已经得出了一项关于这个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中最重要问题的富有生命力的研究成果。
将政治和经济一体化考虑，理清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精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有重视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传统。早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毛泽东就曾专门组织干部攻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并对苏联模式的弊端早有洞察……毛泽东先后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理论，统筹兼顾和综合平衡思想，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协调发展战略等，至今仍有指导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积极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要求突破教条式的苏联政治经济学和计划经济模式。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等，都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开辟了新道路。
因此，在改革过程中，善于将政治与经济统一起来考虑，将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综合统筹，不断变革创新经济机制和政治机制，使之达到最大限度解放生产力、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可以说是中国领导人始终坚持的一套行之有效的思维方法和理论逻辑，这一独特的治国理论甚至可以称为“改革学”。
中国需要新版政治经济学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邓小平盛赞其为：“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
邓小平将这一改革理论成果称之为“政治经济学初稿”，既赞扬其遵循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又拿出了对中国改革开放第一阶段富有启迪的政策思路。当然，称其为“初稿”就意味着还有不断改进的空间，这其中也饱含着邓小平对后来的中国改革家将之臻于完善的殷切期待。
随着改革开放30多年的衔枚疾进，中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增长成果。但随着世界金融危机蔓延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当代中国经济的规模体量、内外环境的纷繁复杂，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历程中也是绝无仅有的。经历较长时期高速增长，各种矛盾问题亦不断积累交错。特别是出现了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资源、劳动力和环境约束日趋严峻，国际经济需求长期疲软等新的尖锐矛盾，过去以投资、出口和消费“三驾马车”为主动力的经济运行机制日渐失灵。对新阶段的中国经济改革形势怎么看？中国经济改革该怎么干？全世界都睁大了眼睛，紧盯着中国新一届领导人是否能拿出更有说服力的解决方案。
香港《南华早报》评论说，近年来中国经济以超乎预期的速度放缓，2015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为25年最低，这使外界担心中国是否会陷入漫长的低增长期，即“中等收入陷阱”。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转型，比低收入向中等收入过渡更为复杂。“事实证明，中国的发展战略在过去30年里非常成功，但用于今天的发展却不一定有效”。
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也发表文章分析称，中国30年来的发展奇迹展示的是这个国家作为终极生产者的超凡能力。然而，这种生产模式不一定适用于中国成为高收入国家的目标。该模式容易导致储蓄过剩、投资过度、无限制的资源需求和环境恶化，找到一种新模式势在必行。
显然，推出新版本政治经济学的时代命题摆到了习近平面前。
“新教案”人民味很足
要写出新版政治经济学教案，最重要的就是准确判断经济形势和经济发展阶段。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科学分析国内外经济发展形势、准确把握中国基本国情基础上，针对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所作出的重大战略判断，是引领中国迈向更高级发展阶段的理论基础。
习近平第一次提及“新常态”是在2014年5月考察河南的行程中。他说：“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
在把“新常态”作为经济改革理论基础提出6个月后，习近平在2014年11月9日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系统阐述了什么是经济新常态、新常态的新机遇、怎么适应新常态等关键点。
习近平指出，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主要特点是：
速度——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
结构——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
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所以，提质增效是新常态的本质。新常态的指向是国民生活质量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提升，就业稳，价格稳，民生保障更完善。
习近平作出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基本战略判断后，基于新常态的系列改革战略接踵而出：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政府和市场各就其位的资源配置思想；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
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坚持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的思想；
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总体思路和调控思想；
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相互协调思想；
“新农合”与大农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等“三农”思想；
尊重城市发展规律，统筹政府、社会、市民三大主体等新型城镇化思想；
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及“一带一路”等战略思想；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以及“精准扶贫”思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