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大理念：国家治理的灵魂
“我会见一些国家的领导人时，他们感慨说，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怎么治理呢？的确，中国有13亿人口，治理不易，光是把情况了解清楚就不易。”在接受巴西《经济价值报》记者采访时，习近平曾这样说道。
有意思的是，台湾大学教授朱云汉讲授中国研究课程时，第一节课就向学生强调，理解中国要注意三件事：中国非常大！中国非常非常大！中国非常非常非常大！中国那么大，人类社会既有的治理模式，在这里都可能“失灵”。
的确，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其治理的难度是空前的，可能超出了人类既有的所有经验。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中国在大国治理方面的探索取得了不俗成绩。尽管今天的中国还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但总体而言30多年的改革是成功的，其治理经验是值得肯定的。尤其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治理”（governance）成为中共执政的核心理念。
从“管理”到“治理”，虽一字之差，却代表了中共治国理念的根本转变。第一，权力主体从“一元”到“多元”转变。在管理模式下，权力的主体是单一的，就是政府或国家公共权力；在治理模式下，权力的主体则是多元的，除了政府外，还包括企业、社会组织、居民自治组织、公民个体。第二，权力的运行方式从单向到双向转变。在管理模式下，权力的运行是单向的，是自上而下的；在治理模式下，权力的运行是双向的，既有自上而下，也有自下而上，政府、市场、社会之间通过分工协作，实现公共事务有效治理。第三，权力的运行基础从公域私域不分到公域私域两分转变。在管理模式下，政府的权力很难受到约束，权力覆盖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在治理模式下，权力的运行以公共领域为界，不能随意侵入私人领域。
作为一种新的治国理念，“治理”并非中共的发明。早在1990年前后，国际社会就开始使用“治理”概念来研究“非西方国家如何摆脱发展困境”问题，“善治”（good governance）被赋予越来越多的内涵，包括发展中国家如何构建稳定的政治体制、完善的法治体系、成熟的市场机制、与政府转型相适应的行政体制，如何建设并提高国家和政府的治理能力，如何平衡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说，“善治”对现代国家构建和国家能力的重视，体现了发展中国家对重构国家治理体系、提升国家制度理性化程度以及实现国家社会多元协作的双重需要。
2013年11月12日，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首次全面界定了“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基本内涵：“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
现代治理体系的核心问题是理顺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这当然是一个普遍化的要求。问题是，在中国当前的历史条件下这些普遍化的要求如何具体化为构建国家治理体系的行动指南？面对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区域间不平衡的发展状况差距巨大；13亿多人口，比美日德法英人口总和的两倍还多；从经济发展的“中等收入陷阱”，到人口红利的“刘易斯拐点”；从国际政治的“修昔底德陷阱”，到兴衰治乱的“历史周期率”，面对各种挑战，需要不断地追问“路在何方”？
十八大以来，中共不断探索前进。在总体布局上，从十八大的“五位一体”到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全面深化改革和四中全会的全面依法治国；从2014年底提出“四个全面”到五中全会的“五大理念”，中共的认识在逐步深化。与此同时，这种探索在理念、战略和实践三个层次上都呈现出诸多新特点，用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的话来说就是“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这些“新”所要表达的就是“现代化”之义。
2015年10月底，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
2016年新年伊始，习近平在重庆考察时在“五大发展理念”前面加上了5个修饰词，使五大发展理念的内涵更加饱满——“崇尚创新、注重协调、倡导绿色、厚植开放、推进共享”。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看似平常的五个词，却凝聚着中共30多年改革开放实践探索的精髓，体现了中共在国家治理体系建设问题上的战略思维。五大发展理念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必须崇尚创新，将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协调是超大型国家治理的难点，关系到发展的总体布局，必须注重协调，正确处理发展中的重大关系；绿色是健康发展的标志，必须倡导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开放是中国30多年高速发展的基本经验，必须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厚植开放的根基，以扩大开放带动创新、推动改革、促进发展；共享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必须大力推进共享发展，推动社会的公平正义，体现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
崇尚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不断提出关于创新的新理念。
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就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10年后他进一步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20世纪90年代，江泽民提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进入新世纪，胡锦涛提出“走自主创新之路，建设创新型国家”；
中共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2014年6月9日，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刻，“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强大的科技创新力量”。“谁牵住了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谁走好了科技创新这步先手棋，谁就能占领先机、赢得优势”；
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创新发展，“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创新首先是科技创新。从邓小平到习近平，他们关于创新的论述很多都是在与科技相关的场合展开的。习近平多次强调，“关键是时机和决断。历史机遇往往稍纵即逝，我们正面对着推进科技创新的重要历史机遇，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必须紧紧抓住”。
对于新技术领域，国家要审时度势、全盘考虑、超前谋划、扎实推进；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激发自主创新活力；以重大科技创新为引领，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构建产业新体系；打破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赢得国际竞争的主动权。2015年5月8日，国务院公布了旨在强化高端制造业的国家战略规划《中国制造2025》。与之遥相呼应的是美国的“再工业化”战略和德国的工业4.0高科技战略计划。它们有一个共同愿景，就是通过高端技术革新和创业变革，将生产自动化和信息技术相结合，创造出新的智能产品、智能工厂和商业模式。《中国制造2025》瞄准了机器人、大飞机、节能和新能源汽车、生物制药和高性能诊疗设备等为代表的智能制造业。其中，中国工业机器人产业的快速崛起就是中国科技创新的一个典型。
在中国有这样一家机器人公司，通用汽车公司将其产品纳入全球采购平台，沃尔沃公司放弃行业老大的产品，转而选择它的机器人。它就是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新松成立的时间并不长，2000年初才成立。但从成立之初，新松就确立了自主创新的发展战略，“技术创业、两头在内、中间在外”，紧紧抓住技术研发和市场营销这两头，生产制造则和其他企业合作进行。在短短十多年的时间里，新松不断创新，真空机械手填补了国内空白、非接触供电机器人得到广泛应用、数字化智能工厂诞生。“用机器人生产机器人”标志着新松真正将机器人、智能设备和信息技术有机融合。今天，新松公司有着全球最齐全的机器人种类，并在高端制造领域对进口品牌形成了“挤出效应”。
创新不仅限于科技创新，制度创新更重要。一个国家的有效治理，最终还是取决于制度创新的力度。在过去500年中，真正对世界发展产生显著影响的大国屈指可数，而这些大国的兴盛都得益于制度上的创新。
荷兰，凭借金融制度创新，从偏于一隅的小国成为当时欧洲的经济中心；
英国，凭借政治制度创新，从一个岛国一跃成为日不落帝国；
美国，凭借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创新，接替英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
今天，中国凭借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创新，正一步一步和平崛起。
在今天的中国，到处洋溢着制度创新的气息，到处都有制度创新的尝试和实践。在经济领域，国企改革、混合所有制、自贸区建设，如火如荼；在社会领域，分级诊疗试点、学区制、户籍制度改革，遍地开花；在政治领域，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参与式预算、协商民主，稳步推进；在国际领域，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一带一路”倡议，气势恢宏。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如何解决土地一家一户分散经营和现代农业规模经营之间的矛盾？陕西杨凌通过制度创新走出了一条新路。
“大棚菜把人爱，早晨揭晚上盖，精品菜高价卖，挣下钱把楼盖”。这是杨凌斜上村流传的一段顺口溜，它源于杨凌“土地银行”这一制度创新。2009年，杨凌农业示范园区引导农民组建了“土地银行”，通过合并调整、反租倒包、企业租赁、自愿互换、入股合作等方式进行土地流转。
在斜上村，“土地银行”设有完备的董事会结构，土地流入流出和财务管理都公开透明，接受村民监督、政府监管。村民以每亩700元的价格将土地存入“土地银行”，企业、本村村民或外地农民再以每亩700元的价格从“土地银行”租用土地，用于规模化经营。通过“土地银行”流转土地，一方面实现了规模化经营，斜上村成规模种植的大棚菜和猕猴桃占全村耕地面积的70%；另一方面也催生了职业农民，他们告别了传统农民单家独户的生产模式，代之以分工明确、标准化的农业生产模式。制度创新不仅让农民的人均纯收入有了大幅度提升，而且带动了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等生产要素的集聚，为农业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