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重协调
中国有句老话：“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讲的就是协调发展的道理。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国家而言，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超大规模的人口基数、辽阔的地理面积、庞大的经济体量，这些基本国情既是发展的优势，也是严峻的挑战。从2000年到2015年，仅用15年时间，中国的人均GDP从800多美元增加到8000多美元。在这样的高速发展中，城乡和区域之间发展的不平衡、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等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的一个突出短板。解决这些矛盾的出路不在“非此即彼”的选择，而在统筹协调、均衡发展。
对于社会主义中国来说，老大哥苏联的教训殷鉴不远。曾几何时，苏联在短时间内从一个落后的前现代国家一跃成为超级大国，令整个世界为之侧目；后来一夜之间轰然倒塌，再一次让世人惊叹。苏联的解体有多方面原因，其中经济领域长期存在的工农业发展严重失衡是重要原因之一。中共对此深有体会。早在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强调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处理好的第一个关系就是“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中国传统的中庸之道让中共避免了苏联的悲剧，从一开始就注重发展的协调性。
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协调发展，“必须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正确处理发展中的重大关系”。习近平也在不同场合多次指出，这些重大关系中尤其重要的是区域协调、城乡协调、经济与社会的协调、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协调、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协调、人与自然的协调等。
区域协调发展。中国是一个大国，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是一个突出问题。区域协调实质上是对中国经济地理的重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共通过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了东北、沿海沿江、内陆三大板块的一体化；改革开放后，通过引入市场经济，逐步形成了东部率先发展、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按照邓小平当时提出的“两个大局”战略构想：“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提出四大战略来进一步推进邓小平所说的第二个大局：“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和海洋强国战略，不仅要强化内陆不同区域的平衡，而且要追求内陆与海洋的平衡。“一带一路”要完成的不仅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互联互通，而且也肩负着打造内陆经济增长点、促进中西部地区发展的重任；长江经济带则要充分发挥母亲河作用，通过长江将东、中、西部贯穿起来，先进带后进，推动中西部地区的发展。
中共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中有两个很重要的抓手。
一是打造超大规模的海陆空立体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各类要素在区域间的自由流动和城市功能的迁移重组提供畅通渠道。近年来，中国的高铁建设突飞猛进，整个铁路运输网络效能得到极大提升。与铁路运输网相匹配，形成了“两横三纵”城市群格局：以欧亚大陆桥和长江通道为两条横轴；以东部沿海（大连—湛江）、中部哈广（哈尔滨—北京—广州）、西部呼昆（呼和浩特—包头—昆明）通道为三条纵轴。点（城市）线（铁路网）结合，为区域间资源配置和协调发展注入了强大活力。
二是利用有效的政策工具——财政转移支付——来促进落后地区发展。所谓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国家为实现区域间协调发展而采取的财政政策，其本质是通过转移支付，将政府以税收形式筹集上来的一部分财政资金转移到社会福利和财政补贴等费用的支付上，以缩小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差距，促进各区域公共服务水平的均等化。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要“提高公共服务共建能力和共享水平，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今天，当英国通过公投脱离欧盟去过自己小日子的时候，中国政府则用财政转移支付的手段来帮助落后地区的人民过上好日子。
城乡协调发展。习近平指出：“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他强调：“发展不能是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或者这一部分像欧洲、那一部分像非洲，而是要城乡协调、地区协调。”
在中共历史上，2000年可以算是城乡关系的一个分水岭。如果说在2000年之前主要是“以农补工”，那么2000年之后，“以工补农”“以工促农”成为主要发展方向。“以农补工”帮助中国迅速实现了工业化，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不仅为新中国奠定了坚实基础，而且为后来改革开放30多年高速发展奠定了基础；“以工补农”“以工促农”则旨在加速农业现代化，通过城乡一体化来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理想。
十八大以来，中共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推动城乡一体的新型城乡关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不断缩小城乡差距，让广大农民分享改革成果：
通过户籍制度改革补齐短板，使约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基本保障住房等常住人口全覆盖，使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能够真正安居乐业；
推动医疗改革，整合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两项制度，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进一步消除城乡差别；
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加大城镇棚户区和城乡危房改造力度，为转移人口提供必要的生活环境和公共服务；
打响脱贫攻坚战，通过精准扶贫，帮助农村最贫困人口实现脱贫；
推动城镇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在取消农业税的基础上，加大对农村建设的投入，健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健全服务网络，建设美丽宜居乡村。
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协调发展。早在浙江任职时期，习近平就多次强调，“GDP、财政收入、居民收入等等是一些重要指标，但都不是最终目的，其最终目的就是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包括改善人们的物质生活、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等等”，“必须推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
尽管中共自改革开放之初就一直强调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但很长一段时间是一手硬而一手软，物质文明确实抓上去了，精神文明却远远没有跟上。拜金主义流行、信仰严重缺失，“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成为新时期精神文明孱弱的一个缩影。
按照中共“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要在21世纪中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复兴不仅意味着物质的极大繁荣，更意味着精神的极度饱满。中华民族的复兴一定是文明的复兴，是延续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再次焕发出生机与活力，不仅成为中国人的精神家园，而且成为世界文明向更高层次跃进的思想资源。十八大以来，中共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不仅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且通过一系列措施，为精神文明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内在动力：
净化网络空间，为6.88亿网民尤其是青少年打造一片洁净的文化天空，“让互联网更好造福国家和人民”；
全国道德模范评选，在凡人小事中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魅力与亲和力，身边的好人让脚步匆匆的中国人感受到更多温暖；
在山东，构建15分钟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圈，让曾经文化活动贫乏的农村人白天可以去农家书屋上上网、看看书，晚上可以到文化大院听大戏、跳跳舞；
在浙江，传统元素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许多地方的祠堂正在转变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腴土壤。
倡导绿色
31年前，习近平在河北正定，强调保护环境：“宁肯不要钱，也不要污染”；
26年前，习近平在福建任职，提出“绿色工程”：“什么时候闽东的山都绿了，什么时候闽东就富裕了”；
11年前，习近平主政浙江，提出“生态省建设”：“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等生态经济的优势，那么绿水青山也就变成了金山银山”；
中共十八大后，习近平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将地方经验上升为国家战略，提出“绿色发展”新理念：“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这是对发展模式的革命，是对唯GDP思维的革命，带来的是各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尽管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共就曾提出不能走一些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但是巨大发展压力下的中国，对快速脱贫和富裕起来的渴望远远压倒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的要求，导致生态环境的保护形势非常严峻。正如习近平所言：“你善待环境，环境是友好的；你污染环境，环境总有一天会翻脸，会毫不留情地报复你。这是自然界的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近年来，严重雾霾、饮用水和土壤污染、食品药品安全等，已经严重影响到人们的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严峻的形势让中共痛下决心，一定要将绿色发展摆到突出位置！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关于建设生态文明、维护生态安全的讲话、论述、批示超过60次，足见其对绿色发展的重视。2015年两会期间，习近平在参加江西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为了实现绿色发展，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一系列新要求：坚持绿色发展，“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可持续发展，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新贡献”。要达到这些要求，不仅需要技术支撑，还需要制度创新和全球合作。
发展绿色经济、建设低碳社会必须实现技术上的突破。例如，新能源的利用，如果汽车不是完全依赖化石能源，而是使用氢作为动力来源的新技术，碳排放就会减少；新能源中的生物质能源也可以帮助我们解决部分化石能源消耗的问题。生物技术的发展还能用来分解废弃物，促进废弃物的转化，从而保护环境，节约资源。技术的发展是绿色发展的关键。
绿色发展更需要制度创新。近十年来，习近平曾经主政的浙江就是通过制度创新实现了绿色和发展的共赢。
2003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提出创建生态省，打造“绿色浙江”，开始探索生态补偿制度。通过把生态价值纳入经济核算体系，激励生态保护、生态投资的服务供给，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推动企业从事绿色发展，进而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双赢。以水污染治理为例，浙江不仅实现了上下游不同市县之间的互动，建立了源头水生态补偿、异地开发补偿、排污权交易等相关制度，而且率先尝试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机制，与安徽省合作，对新安江流域水环境进行补偿，每年安排资金5亿元，其中中央财政出3亿元，浙皖两省各出1亿元。以两省交界处水域为考核标准，上游安徽提供水质优于基本标准的，由下游浙江对安徽给予补偿；劣于基本标准的，由安徽对浙江给予补偿。自从跨省补偿机制建立以来，新安江流域水质得到明显改善。
现在，浙江省所有市县都已实现生态环保转移支付，转移支付额度从2006年的2亿元提高到2014年的18亿元，至2014年省级财政累计安排资金104亿元。浙江省提前消灭6500公里“垃圾河”。2014年，全省145个跨行政区域河流交接断面中，Ⅰ—Ⅲ类水质断面98个，占67.5%。
绿色发展离不开全球治理。实现绿色发展的直接动因是全球范围的环境变化，比如气候问题。全球问题需要全球性解决方案，需要全球范围内的制度、政策合作和集体行动。近些年来，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取得举世公认的成绩，清洁能源投资方面突飞猛进，风能、太阳能无论是生产能力还是装机容量都位居世界前列，电动汽车、LED更是频频出台激励政策。正如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艾瑞克·海茨所言，“中国现在在全球气候变化领域之内，居于着全球领袖的地位”。2015年12月，全球气候大会在巴黎举行，通过了全球气候变化新协议——《巴黎协定》，在以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不断努力下，大会通过了“共合贸易区责任原则”，使得发展中国家最关心的资金问题得以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