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00多万党员尽尧舜
全面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自身性质所提出的内在要求。与西方选举式政党不同，中共是一种先锋队性质的政党，其理论基础是：与现代大工业联系在一起的无产阶级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而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因此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政党集中体现了政治上的先进性。正是这种先进性构成了政治代表的基础，而不是选举，因为选举所体现的是随时变化的民意。
基于先进性的政治代表理论的论证逻辑是：第一，社会发展是一个具有自身规律的客观历史进程。第二，伴随大工业而产生的现代无产阶级代表了最先进的社会生产力。第三，工人阶级本身无法产生社会主义，工人的自发斗争只能局限在经济方面。由统治阶级操纵的文化教育媒介大量制造和宣传虚假的意识形态，由此形成的扭曲机制遮蔽了工人阶级对自身利益的认识能力。要突破这一格局，将工人阶级从自在的阶级上升为自为的阶级，从而认识到自身的真正利益之所在，就必须将社会主义从外部灌输进去。第四，外部灌输的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到了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的先进分子肩上。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帮助无产阶级认识到自身的根本利益，因此掌握了这一理论武器的人，在道德和能力两个方面具有至高无上的优势，先进性便是这一优势的理论表述。第五，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党，就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作为先锋队的一员，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他们应当发挥模范带头作用，通过政治动员将普通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带领他们投身于人类解放事业的斗争之中。第六，按照这一指导思想组织起来的党，没有自身的特殊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它的最高宗旨，一切为了人民的利益而奋斗。
今天的中共已不会再浪漫地想象“六亿神州尽尧舜”，但习近平确实希望8000多万党员尽尧舜，能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将中国共产党打造成一个由真正的先进分子组成的政党。中共经常说，党纪严于国法。党纪是用来要求党员的，国法是用来要求公民的，党纪严于国法，也就意味着党员的标准高于公民的标准。这种区别有点类似于亚里士多德对善人与好公民的区分。在《政治学》第三卷第4章中，亚里士多德指出，“作为一个好公民，不必人人具备一个善人所应有的品德”，这既无必要，也不可能，因为善人万德具足，不是人人都能做到，如果硬要强迫人人都成为圣贤，其结果只会导致伪善流行。但是，优秀的政治家和领导者应该具备善人的品德，尤其是实践智慧，他是有别于一般公民的。如果亚里士多德能活到今天的话，他肯定会赞同习近平的做法，将中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打造成一个先进分子组成的政党，由他们来领导中国走向复兴。
什么样的人才算是合格的党员呢？中共在革命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曾树立了很多先进典型，在延安时期有白求恩、张思德，新中国成立后有雷锋、王进喜、焦裕禄等。曾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写过一本小册子《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对党员的标准进行了全面详细的阐释。习近平上任后，重提这一要求。2013年6月28日，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提出好干部的五个标准：“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
2015年1月12日，习近平同中央党校第一期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时还提到一位模范党员：“我经常提到五六十年代福建东山县委书记谷文昌，他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办事，当地老百姓逢年过节是‘先祭谷公，后拜祖宗’。”谷文昌（1915—1981）1950年随解放军南下至福建省东山岛，任东山县县长、县委书记。东山岛东南部原有3.5万多亩荒沙滩，狂风起时飞沙侵袭村庄，吞噬田园。谷文昌发出誓言：如不治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他带领干部群众筑堤拦沙、挑土压沙、植草固沙、种树防沙，在194公里的海岸线筑起“绿色长城”，实现粮食亩产过千斤。今天的东山，已经是全国生态县，全国十大美丽海岛。谷文昌去世后，群众将其奉为“谷公”，在祭祖之前先拜他。
当然，仅仅是个人修养还不足以概括一名党员所需要的德性，仅仅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还不足以保证你真能服务到点子上；作为一名党员，还必须正确认识事物发展的规律，了解人民的所思所想。换言之，党和党员都必须通过群众路线来保证其先进性，也就是保证其先锋队的性质。如果说在美国，官员的产生是民众投票“投”出来的，那么在中国则是走群众路线“走”出来的。建立在选票基础上的选举制，并不能保证选出来的人一定道德高尚、能力超群，他只要能及时准确地回应民众的诉求即可；中共的先锋队性质则要求它既要认识普通群众认识不到的发展规律，又要及时回应群众的诉求，对群众的诉求进行提炼，并引导群众将其诉求与发展规律统一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共的群众路线有认识论的意义，走群众路线是认识发展规律的重要环节。在中共看来，选举式政党单纯回应或迎合民众诉求的做法是不可取的，是一种“尾巴主义”，意思就是跟在群众的屁股后面跑，而不是带领群众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按照先锋队的要求，政党应该是走在群众的前面，领着群众走，而不是跟着群众走。领着群众走的前提是深入群众，充分了解群众的想法，而不是高高在上，脱离群众。中共经常强调“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群众中来”就是深入群众，了解群众的想法，对之进行提炼、总结，形成规律性的认识；“到群众中去”同样要深入群众，但其目标是让群众了解经过提炼之后形成的规律性认识，引领群众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
习近平一上任，首先做的就是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此举准确抓住了中共自身的性质和逻辑。2013年6月18日，习近平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指出，“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我们党在新形势下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重大决策”。
新一轮“赶考”
全面从严治党也是中共目前所处的内外环境提出的客观要求。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中共治国理政取得了骄人成绩，从“文革”结束后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在经历两次金融海啸冲击后仍保持“风景这边独好”。但与此同时，国际国内形势仍让中共感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甚至可以用内忧外困来形容。
一方面，中国的外交面临巨大挑战；另一方面，对中共来说，中国国内所面临的形势同样复杂严峻。具体言之，就是在改革发展进程中积累起来各种矛盾、问题和难题，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产业结构不合理、贫富差距悬殊、环境污染严重、腐败现象丛生等，这些问题交织重叠，对中共的治理形成巨大压力。问题的严峻性还在于这些问题和矛盾的性质，习近平在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时坦承，中国改革经过30多年，“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有些甚至是牵动全局的敏感问题和重大问题。而且，经过30多年改革，形势也发生了巨大变化。30多年前邓小平开启改革之时，需要克服的主要是意识形态上的“姓资姓社”问题；今天，主要的问题已经转换为改革中逐渐形成的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角逐。接下来的改革，将不可避免触及深层次的社会关系和既有利益格局的调整，遇到的阻力也会越来越大，“面对的暗礁、潜流、漩涡会越来越多”，正如李克强所言：“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
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国力的日益强盛，美国等国家开始感到惴惴不安，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和日本右翼势力的兴起让中国的周边环境和国际环境恶化，不仅有此起彼伏针对中国的贸易战，更有南海、东海的不断挑衅。
内有“中等收入陷阱”，外有“修昔底德陷阱”。综观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只有极少数能够迈过“中等收入陷阱”，而中国大陆的情况远比这些国家和地区更复杂、更敏感。纵观人类历史，能够迈过“修昔底德陷阱”的只有二战后的英美和德法，英美之间有历史的渊源和共同的意识形态基础，德法之间化干戈为玉帛的实践还有待历史的检验。中美这两个异质性大国如何迈过这道坎，不仅考验着美国的政治家，也考验着中共的政治智慧。
中共新一届领导集体可谓是踏着“尖刀”前进，其所面临的困难、挑战和风险非常严峻。今天中国的改革不可能是一次“愉快的郊游”，而更像是生死攸关的“新一轮赶考”，这轮赶考所要解答的题目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它对中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013年7月11日，习近平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调研时用“打铁还需自身硬”来比拟时代对中共提出的要求。
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共自身还不是很硬，存在“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四种危险。一些党员缺少了创业者的担当，用打工者的心态维持现状，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没有动力提升自身的能力，也没有动力深入群众。面对社会矛盾的积重难返，面对民众与日俱增的期待和不满，他们或者不愿改革、不敢改革，或者不知道如何改。更有甚者，一些党员干部利用手中的权力，以权谋私，大肆贪污腐败。
习近平接过了历史的接力棒，也接过了让中共“硬”起来的责任。一上任，他就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直面中共面临的“四种危险”，将“打铁还需自身硬”作为治国理政的突破口。针对“精神懈怠”，习近平强调要“补钙”，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要加强思想政治建设，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针对“能力不足”，习近平强调“学习”，要建设学习型政党和学习型组织，克服本领恐慌，加强执政能力建设；针对“脱离群众”，习近平强调“作风”，要进一步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对作风之弊、行为之垢来一次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针对“消极腐败”，习近平强调“纪律”，一方面要立规矩，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让官员不能腐，另一方面在反腐倡廉上敢下重手，通过强力反腐，让官员不敢腐。
在西柏坡，习近平强调，“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所有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努力交出优异的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