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为什么要全面从严治党？
2016年4月17日，里约热内卢，巴西众议院正就是否弹劾总统罗塞夫举行投票。在国会大厦外面，支持罗塞夫和反对罗塞夫的民众都在游行。尽管正如巴西政府发言人所言，游行示威是“民主的正常组成部分”，但是从这两支相互对抗的游行队伍身上，我们还是看到了不同政治力量之间恶斗的影子，以及这种恶斗所产生的消极影响。5月5日，应巴西总检察长的要求，巴西联邦最高法院要求下令暂时中止众议院议长库尼亚的职务，属于反对党的库尼亚被认为是对总统罗塞夫弹劾行动的主要发起人和推动人之一。5月9日，巴西众议院代议长瓦尔迪尔·马拉尼昂甫一上任，就签署命令，宣布废止已经在众议院通过的总统弹劾案，并从参议院收回。理由是弹劾案存在恶意动机，并受到某些党团诱导，因而不具备法律效力。随后，参议院议长雷南·卡列罗斯宣布，参议院将无视众议院代议长废止弹劾案的决定，按原有程序继续审理对罗塞夫总统的弹劾。
巴西前中央银行行长、经济学家古斯塔沃·洛约拉认为，巴西经济目前处于一种恶性循环中，要想打破这个循环，需要创建一种有利的环境，但政治危机使之难以做到。如果政客们都忙着恶斗，将经济置于脑后，衰退还将持续。
在两支游行队伍中间，有一道矮墙将其分隔开来。在这道旨在防止冲突的矮墙上，写满了“沟通”“合作”等字样，这代表了游行队伍中理性的呼声，也代表了巴西民众的诉求。民众希望各党派通过沟通和合作，团结一致解决国家面临的问题，而不是将政党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让政党斗争阻扰社会改革。
像罗塞夫一样懊恼的还有美国总统奥巴马，就在罗塞夫因弹劾案焦头烂额之时，2016年4月11日，美国爆发了“民主之春”大规模游行，抗议金钱政治和不公平选举。运动在坚持了一周之后，于18日在当局的打压和媒体的漠视中黯然结束。根据华盛顿警方声明，共逮捕1420名示威者，创下了华盛顿当地抓捕人数的历史纪录。“华盛顿没有春天”，19日德国《青年世界报》对自诩为当代民主“典范”的美国发出这样的感慨。
从几年前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到今天的“民主之春”，美国人民痛恨金钱对政治的控制，而利益集团的阻扰、政党的斗争让医改政策步履蹒跚，甚至让政府关门大吉。
在地球的另一边，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在两年多时间里召开了23次会议，从司法改革到医疗改革再到足球改革，审议通过上百份文件，并紧紧扭住、狠抓落实。仅仅在两年时间内，中国养老保险就新覆盖了2.4亿农村居民——远远超过美国公共养老金体系所覆盖的总人数。两相对比，世界感叹“中国树立起了一种崭新的治理样态”。
《纽约时报》著名专栏作家汤姆·弗里德曼在其著作《世界又热又平又挤》中，有一章的题目叫“让我们做一天中国”。他认为，美国的政治体制存在很多问题，政党之间的恶斗、利益集团对政治的左右，使得国家处在不断内耗之中，根本无法有效应对21世纪的挑战。他谈到，通用公司首席执行官伊梅尔特曾与他探讨下一任美国总统应该推动哪些立法，采取哪些措施，来引导美国社会低碳生活，摆脱对石油进口的依赖。弗里德曼听完后很坦白地告诉伊梅尔特：你的这些设想我都很赞同，但在美国现有的政治体制下都做不到，因为美国利益集团的游说政治一定会否决这些政策。他感慨道，我们能不能做一天中国，在那一天把这些理想中的法律和政策都搞定。一些在西方国家需要花费数年甚至数十年才能推动的改革，在中国可能在很短时间内就推行开来。他举了一个例子，美国花了22年时间（从1973年到1995年）推广无铅汽油，中国只花了2年。
弗里德曼用一种戏剧化的方式凸显了中国和美国在政治体制方面的差异，而这种差异背后的核心是两国政党制度的不同。在中国，有一个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个体制有很强的行动能力；而美国的两党制在福山所说的“否决政体”中行动迟缓，有时甚至动弹不得。干了7年总统的奥巴马如此总结：优化美国政治形态，仅换掉一位国会议员或参议员，甚至换掉一位总统是不够的，必须改变整个体制。西方学者们也从中国承办北京奥运会、处理汶川地震灾难、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表现中，看到了中共超强的统筹兼顾能力，他们坦承自己的政府没有这个条件以那么快速有效的方式去应对危机、迎接挑战。
2015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会见基辛格时说，讲好中国故事就要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这句极其朴素的话准确道出了中国的秘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领导核心。不仅讲好中国故事首先需要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治理好中国也首先需要治理好中国共产党。正如习近平所言：“中国的事情要办好，首先中国共产党的事情要办好。”
新加坡学者郑永年认为，中国的强大在于中共这个执政支柱的存在。西方发达国家迈过了发展的坎，政党的主要任务是守成，而不是开拓。但发展中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开拓，这其中会面临各种复杂的问题，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其治理所面临的复杂性是前所未有的。就像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朱云汉所说：中国太大了，人类历史上所有的治理经验在面对中国时都失效了。面对如此艰巨的任务，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集团，很难有效应对，甚至会失控。
也许有人会说，离了共产党，中国人民可以选择其他的政治力量来领导。这话说起来轻巧，要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2000年，墨西哥首次实现了执政党的轮替，执政近70年的革命制度党在选举中下台了，国家行动党掌握了国家权力。当时西方一片欢呼，认为墨西哥的民主政治终于走上了正轨。不曾想，两个任期后，在2012年的选举中，国家行动党黯然下台，革命制度党重新掌握政权。国家行动党12年的执政经历表明，它不是一个合格的执政党。在这12年里，经济发展乏力、贫富差距拉大，贫困人口占到总人口的33%，最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10%。很多贫困的年轻人找不到工作，不惜铤而走险从事贩毒。毒品集团羽翼丰满，在北部一些省份，地方政府只有与它们合作才能生存，社会治安状况急剧恶化。与此同时，腐败愈演愈烈，据“墨西哥透明社会”统计，仅2007年墨西哥就发生了1.97亿次腐败行为。经过12年的政党轮替实践，墨西哥人冷静了许多，简单的政党轮替并不能解决墨西哥现存的问题，选举一个没有执政能力的政党上台，其学费还是要老百姓来交。重要的不是政党轮替，而是要选择一个真正为民众服务，又有能力的政党去实现人民意愿。
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郑永年认为，中国共产党必须成为改革主体，由它来领导改革，推动社会的发展。
2012年11月15日，刚刚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在同中外记者见面时就坦承：“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他要求全党必须警醒起来，下大力气解决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使中共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19天后，2012年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制定了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拉开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序幕。回首这几年，从明确提出从严治党的具体要求，到提升为全面从严治党并纳入治国理政的总体框架，全面从严治党成为中共新一届领导集体最亮丽的一道风景。
